古老到打从有富人开始，便有了种种利用财富去区分人我之别的做法。可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炫富，还有着不太一样的意义。

文／梁文道    

虽然“炫富”好像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流行起来的新名词，但是，它所指涉的那些行为与现象却十分古老，古老到打从有富人开始，便有了种种利用财富去区分人我之别的做法。今天大家去意大利膜拜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的杰作，其实就是在欣赏当时意大利富商和权贵炫富的结果。尽管炫富的历史悠长，而且地理上分布延广，可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炫富，还是有着不太一样的意义。例如南太平洋各大群岛上那著名的“夸富宴”（potlatch），请客吃饭请到了倾家荡产、自毁珍财的地步，表面上看费人思量不可理喻，但人类学家却解读出一种社会关系的独特建构。

那么，今天中国的炫富又有没有它特殊的形式和意义呢？就拿名噪一时的郭美美来说吧，她炫耀财富的办法，就是把自己拥有的名贵财货一一拍照上网，秀给她所不认识的网民看，结果引来公愤，开启了一连串的人肉搜索，意外追究出中国慈善团体到底有没有浪费公众捐款的讨论（因为在照片中展示兰博基尼跑车的郭美美曾经自称是“中国商业红十字会”的经理）。

虽然这件事的焦点早就转移到了慈善机构的公信力问题上头，不过我仍然觉得郭美美那种炫富方式很有趣，很值得细想。它有趣的地方就在于炫耀了这么多昂贵的好东西之后，换来的不是大家对郭美美的艳羡甚至佩服，而是大规模的鄙夷及辱骂。我很好奇，难道郭美美之前完全料想不到群众的反应？难道她不知道今日一般网民对于炫富的反感？

一方面是少数人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消费，并且以消费去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；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对富裕阶层的日益仇恨，动辄便在网上谩骂一切稍微有点好日子过的精英。一方面是炫富，另一方面是仇富，这便是当前中国式炫富的最大特色了。请恕我孤陋寡闻，在此之前，我还真不曾听说有哪一个社会是以激起反感和怒火为目标的。

当然，这也不是2011年才有的新鲜事了。几年前，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和史学家薛涌先生关于该不该“替富人说话”的讨论，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集体情绪之上。但是这些讨论始终没有告诉我们，像郭美美这种人为什么要在明知仇富情绪十分普遍的状况下，还要在镜头前摆出一副相当陶醉的表情去拍摄那些锦衣华服的场面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许多在网上炫耀过财富的“富人”根本只不过是假富人，他们的身家和那些仇恨富人的百姓相去不远，说不定他们甚至也曾有过仇富的情绪。为什么他们要在人肉搜索这么发达的时代冒险装作有钱人？

        “表哥”局长栽了！  漫画／陈飞

没错，今天在中国炫富是有风险的。当官的戴上一块名表，就有丢官的机会；驾驶一辆拉风好车满街转，就会面对被人划花车皮的可能。可是，这一点儿也不能减去中国人对“奢华”二字的迷恋。请注意，不是“高贵”，而是更赤裸裸更过分的“奢华”，成了所有时尚杂志与高级消费品广告中最常见的字眼。这股潮流甚至演出了中国版的“夸富宴”，请人在酒店吃一顿埋单几万元，尽管从材料到厨艺完全值不上那个价钱；送人一条烟平均每包三百大洋，尽管抽起来感觉就和一包十来块的货色差不多。同样，喝“拉菲”不一定是因为它有多好，而是因为它贵。即使某些喜好炫耀性消费的人常把“钱不是问题”挂在嘴上，但他们的消费方式却正显示出钱才是最根本的问题。在这个如此敌视富人的社会里头，我们流行为了花钱而花钱的消费。

很有可能，仇富与炫富这两个各走极端的倾向，是同一种心理焦虑的两种表现，正如一块硬币的两面。英国流行病学专家理查德·威尔金森（RichardWilkinson）和凯特·皮克特（KatePickett）在他们那本广受好评的《不平等的痛苦》（TheSpiritLevel）中提到：“伴随着焦虑水平的上升，自恋也随之上升，二者拥有共同的根源。它们都是由所谓的‘社会评价威胁’的增加引起的。”简单地说，“社会评价威胁”是一种身份焦虑，把自己的尊严完全建立在其他人的评价之上，一天到晚就在担心人家瞧不起自己。根据这两位学者的比较研究，他们发现一个社会越是不平等，其成员就越是忧虑他人对自己的看法。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面，大家既会用消费来增加自信，想让他人看得起自己；也会因为在炫耀性消费面前自惭形秽，觉得自己被人贬低贱视。

我们国家这批炫富者其实就是一群很没有自信心的可怜人，就和大部分仇富的人一样可怜，大家都不能把尊严安放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，只能仰仗他人的脸色和目光来判断自己的身份。因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拉大了不平等的趋势，贫富日益悬殊。更因为这个国家本来就有“社会评价威胁”的肥沃土壤，无论何时都要讲究“你是什么级别”、“你是什么身份”。级别高的人可以在火灾现场先走一步，没有身份的人就活该在医院门口排上好几天的队。所以郭美美要给大家看她美美的照片来满足她对信心的急迫需要（乃至于可以不计后果）；我们则喜欢盲人脚底按摩师称呼我们为“领导”，过一小时有身份之人的瘾。